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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任海关长诞生于唐朝的广州

2015-7-13 16:01|原作者: 羊城晚报

  位于广州五仙门的粤海常关办公楼,1931年改称为“粤海关民船管理处”

  ●从汉朝到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对广州的海洋贸易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地方官来把持。据记载,当时的广州刺史去城门口转一圈,就能得到三千万文的外快,肥得流油

  ●唐玄宗即位后,发现广州地方官太肥了,于是派员到广州做市舶使,即中国第一任海关长。奇怪的是,只设关长,不设机构

  ●到了宋朝,中国第一个海关在广州设立,当时的广州海关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到了南宋小朝廷,财政紧张,收入主要靠海关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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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海关长,然后有海关

  我国的海洋贸易起源很早。

  英国学者亨利·玉尔辑有《古代中国见闻录》一书,该书收录了古罗马人对汉代中国海洋贸易的一段描述:“各国珍宝皆运至该国南海之东岸,其国产丝,驰名宇内,织成锦绣,光彩夺目。”可见至少从汉朝开始,中国与罗马及其他各国之间就有贸易往来。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广州大元岗汉墓、象栏岗汉墓、狮带岗汉墓以及顺德西淋岗汉墓均出土了一种样式古老的托灯陶俑,宽鼻厚唇、下颚突出、头型较短、身材矮小。经考证,这些陶俑其实是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在海洋贸易中被贩卖到中国做奴隶的东南亚矮黑人以及非洲东海岸人种。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海洋贸易不仅仅是丝绸输出,还涉及到了奴隶贩卖。

  根据台湾学者辑录的《中国海洋发展史》,大约在西汉中叶,华人和罗马人就一起开辟了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通道;进入唐朝,阿拉伯人又开辟了从西亚到广州港的航线。在此期间,广州一直都是我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但是因循守旧的封建帝王只重视内陆的农耕,看不见海洋贸易的深远影响,他们既想不到在广州设置海关,也想不到派出朝廷大员来广州专门负责关税。从汉朝到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对广州的海洋贸易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政策制定和关税收支全权交给地方官来把持。这样一来,在广州做官的人可就肥得流油了。

  《南齐书》第32卷记载:“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广州市长去城门口转一圈,就能得到三千万文的外快。

  《旧唐书》第117卷记载:“南海有蕃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以还。”广州港每年都有远洋贸易船只往来,这里的官员用各种方法来盘剥敲诈中外客商,赚得腰包鼓鼓的,只要能到广州当一任官,回去时莫不满载而归。

  后来唐玄宗即位,大概发觉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太肥了,于是在开元二年(714年)派中郎将周庆立去安南做市舶使,又在开元十年(722年)派一个姓韦的亲信太监来广州做市舶使。所谓“市舶使”,就是专门对中外商船征税的官员,类似现在的海关长。

  也就是说,广州第一任海关长出现于公元722年。

  可惜的是,唐玄宗虽然任命了海关长,却没有设置海关。此后直到北宋初年,广州先后换了十六任海关长,统统都没有在海关办过公。这些海关长只能在节度使衙门借住,其职责无非是监督监督地方官,不让他们把手伸得太长,别对中外商船盘剥得那么厉害。

  由于唐朝派出的市舶使品级太低,职权太小,对地方官并没有构成有效制约,所以贪污依旧。《旧唐书·卢奂传》云:“自开元以来,广州节度使清白者有四,谓宋憬、裴由先、李朝隐及奂。”自从唐玄宗派驻市舶使以来,广州只有四任行政长官不贪污,即宋憬、裴由先、李朝隐、卢奂。其他官员能贪到什么地步呢?《旧唐书》第151卷举了一个例子:唐德宗时广州刺史王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将中外商人不惜千辛万苦从南亚各国运来的珍奇异宝强行用低价征购到自己手里,然后再高价转卖,如此这般搞了八年,王锷的私财竟然比公家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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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四大海关,广州首屈一指

  直到北宋初年,广州才结束了只有海关长而没有海关的历史。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大将潘美和副将尹崇珂率领大军攻入广东(当时广东归五代十国的后汉管辖),跟后汉军队展开激战;开宝四年(971年),广东被纳入大宋版图,雄才大略的宋太祖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广南路市舶司,并派潘美担任市舶使(海关长),尹崇珂任市舶判官(副关长)。

  宋朝的市舶司是专门的海关衙门,从此广州有了第一个海关,同时也是宋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关。

  宋朝的港口城市并非只有广州一个。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今宁波)、山东的密州(今诸城)、江苏的松江(今上海),都是港口城市,每年都有远洋船只从此出海或进入中国内河,但是宋朝最初并没有在这些港口城市设立海关(市舶司)。究其原因,一是它们的资格都没有广州老(例如上海直到南宋后期才成为港口城市),二是广州海关刚刚成立,只能当作试点,待经验成熟以后才能向其他地方推广。

  宋太祖在位时,全中国只有一个海关,即广南路市舶司。跟现在相比,当时海关的人员编制相当简单:一个市舶使(海关长)、一个市舶判官(副关长)、两个监门官(关务监督)、三十个手分(会计)、三十个孔目(关务员)、五十五个都吏(缉私警察)、两个客司(负责接待外商)、两个纲运官(负责将外商船只中的珍奇异宝运送到京城)。偌大一个海关,只有一百多人常年办公。

  后来宋太祖驾崩,他的弟弟宋太宗即位,大概认为在广州的试点已经取得成功了,于端拱二年(989年)又设立了一个两浙路市舶司。这是宋朝的第二个海关,下面单设两个派出机构(市舶务),一个位于杭州,一个位于宁波(后来一度迁到定海)。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福建泉州设立了第三个海关:福建路市舶司。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第四个海关“密州路市舶司”宣告成立。

  两宋三百年内,中国总共就设立过这四个海关,而且还不是同时设立的。

  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密州路市舶司废除;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两浙路市舶司废除。此后宋朝只剩下广州和泉州两个海关。从持续时间上看,广州海关仍属第一:从公元971年设立,到公元1275年废除,它坚持了三百多年,基本上与宋朝历史相始终。

  早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曾经在广州当过市长(知州)的官员程师孟甚至还建议朝廷废除所有其他海关,只留下广州海关,让外商和外国使臣都从广州港登岸,以便统一管理。朝廷当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这件事足以说明广州海关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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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关为朝廷做多少贡献

  广州海关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为朝廷做的贡献最大。

  宋朝疆域狭小,人口众多,冗官冗军数量庞大,财政开支数目惊人,为了增加收入,宋朝皇帝不得不采取适度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多地从进出口贸易中开拓财源。

  宋高宗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辄以百万计。”海关带来的利润最为丰厚,只要经营得当,上百万贯的关税根本不在话下。

  顾炎武也说过:“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南宋小朝廷财政紧张,收入主要靠海关来支撑。

  而在几个海关当中,广州海关的关税收入应该是最大的。《宋会要辑稿·职官志》记载:“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自从太祖在广州设立海关以来,广州上交给中央的财政收入就一直是其他地方的两倍以上。

  据经济史学家漆侠先生估算,宋朝海关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5%(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认为这一估算结果偏低),其中单独广州海关的收入就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换句话说,广州海关一头独大,上缴的关税比其他海关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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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宴请外商两次,效果很好

  广州海关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跟其独特的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宋朝各大海关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都能用以下四个词来概括:缉私、抽税、专买、专卖。

  先说缉私。根据宋朝法令,中国商船出海前必须向当地海关提出申请、登记备案,还要找到实力雄厚的人做担保,否则按走私论处;如果中国商船出海时手续合法,回国后却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关税,则当地海关会向担保人追责;外国商船必须经由朝廷指定的港口进入中国,并接受海关的检查,一切货物未经海关检查不得上岸,如有违反,海关可以处以罚款,并取消其再次进入中国的资格。

  再说抽税。无论中国商船还是外国商船,只要进入中国港口,都要先把货物卸到海关指定的仓库,由海关工作人员检查并估价,然后将全部货物价值的10%作为关税收归国有。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曾经将关税比例降低到6%,变法失败后又回到10%。

  最后说专买专卖。按宋朝法令,中外商船上的珍珠、玳瑁、象牙、犀角、珊瑚、玛瑙、乳香、檀香等贵重货品是不能自由出售的,必须由海关强行收购,然后将其中最珍奇的宝贝运送京师供皇室享用,其余部分要么就地出售,要么转运到朝廷在内陆城市设立的榷易院,由榷易院批发给中国商人。

  广州海关的日常工作当然也离不开以上内容,但是作为中国开港最早和设立海关最早的城市,广州自然得风气之先,海关人员在工作方法上要比其他海关灵活并且高效。

  从宋太祖在位时开始,广州海关每年都会向朝廷申请一批空白的任命书,然后派出航海经验丰富的关员去南太平洋的各个小国宣讲贸易政策,诱导它们跟大宋做生意(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志》,下面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同),如果那些小国的君主和酋长接受建议,那么广州海关就代表大宋朝廷向其发放任命书——对小国君主来说,能得到大宋朝廷的任命,实在是莫大的政治荣耀。

  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以后,广州海关会搞一个迎宾宴;外国商船离开的时候,广州海关还会再搞一个欢送宴。由于季风的原因,当时外国商船来华的时间比较集中,一般都是农历十月抵达,来年农历四月离开。所以广州海关每年要搞两次大型宴会,所有外商一律请到,“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并根据他们缴纳的关税数量和携带的宝物数量来安排座次。外商也是有虚荣心的,眼见别人受到尊崇,下回来华时自然会携带更多的货物、缴纳更多的关税。这种宴会每年搞两次,每次“亦不满二百余贯,费用不多,所悦者众”。花钱很少,效果很好。

  另外对中国商人也有诱导政策,据《宋史》第185卷记载:中国海船如果缴纳关税超过五万贯,或者能诱导外国海船缴纳关税超过五万贯,一律发给乌纱帽。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海关长(提举福建市舶司)楼璹(早先的广州海关长)向朝廷上奏说:我在广州海关当一把手的时候,每年四月份和十月份照例要花三百贯举办宴会,亲自款待各国商人;可是等他来到福建以后,发现泉州海关对这事儿完全不积极,每年只让副关长出面招待,对外商敷衍了事。

  行文至此,想必大家都明白广州海关为什么能在宋朝首屈一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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